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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大戲:”危險心靈”--傾聽年輕世代教育心聲
一個面對學測的國三生,理應以課業為主的,但我們卻看到一群對教育體制不滿的學生,大力撻伐時代下的扭曲體制; 求學中的八年級生,社會是給予怎樣的期待?面對不合理的制度,真的該當一隻不吭一語也毫無主見的喜鵲嗎?國三生應該是有著青春無限、活力四射的熱血青年?抑或是應該當成一台升學洪流之下的考試機器?
片中的男主角—小傑,是一位非常聰明的孩子,自從發現老師在補習班所上的內容和考試的內容一模一樣時,憤而向父母提出「不補習」的要求;在小傑身上,我們看到了「做自己」和永遠的「堅持」; 做一個不浪費時間的自己、做一個活在自己夢想裡的自己,也看到了和教育主流對抗的堅持。小傑認為,先補習僅是代表「先學」罷了,並不代表「學會」,學測考的內容不見得和老師教的一樣,況且在教師的帶領作答下,思考的歸屬仍是教師的,學生只是吸收再吸收,對於本身的思考與學習,真的有幫助嗎?小傑終於提出他內心深沉的質疑:「補習無用論」。
劇(書)中的詹老師—以嚴格出名,對於數學的解法始終抱持唯一的解決策略,忽略了「多元思考」。在強調「獨立思考」與「尊重多元」的時代,究竟「多元」的意涵是如何?詹老師的堅持是否受到動搖?他對於小傑沒有參加補習的事,記掛在心,且發現小傑的成績不如以往,可能始因於未參加補習,因而非常感冒,也處處在教室表露無遺。小傑認為教師的態度不令人苟同,動不動就罵學生、罰站,甚至還趕出去教室上課。小傑竟然將事情的來龍去脈告知校長,也尋找媒體的奧援請求合理的解釋。不料竟演變成師生與校方間的衝突,整個場面沸沸揚揚; 甚至到最後,變成班上同學集體排斥小傑,致使小傑被迫轉班、轉校。究竟這個狀況是誰對誰錯?或許教育,是一個名詞,是一個談不上對錯的平衡點在哪,也許只有拿捏「誰輸誰贏」吧!
整部連續劇(整本書)的內容,已經不是再討論學測的重要性,而是在探討學測所延伸出來的教育問題。從這部片子,我們很清楚這是描寫一部國三生對於教師教學的不滿,與其說是學生對於教師教學態度的不滿或對學校危機處理的失調,倒不如說是整體大環境下的升學體系所衍生的教育問題。在某個意義上,不單只是「中等教育」的偏頗,同時也暗示著教育制度的缺失與教育環境的異常,舉凡考試領導教學、升學管道多元、中小學一貫課程規劃、菁英主義厚實、大學超高錄取率、碩士滿街跑、全民瘋英語…等的極度扭曲。
一、權威、嚴厲下的正義
劇中的小傑和沈韋,象徵著敢於表達自我的人,小傑代表著激進派,卻又帶有一種年輕羞澀的稚氣; 簡單的說,他持有一種年輕孩子常有的一種「憨膽」; 沈韋是一位足智多謀,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有所行動的代表,他的行動溫柔卻帶有豪氣。在我們台灣,太久沒有出現「學運」或是「社運」的場景了; 許多人說,七八年級生是一群耐不住壓力、不會鬧事的一代,究竟是孩子的錯?還是大環境塑造出孩子的性格?當孩子的話,不被父母相信,不被老師相信,甚至連同儕都不再信任的時候,對於青春期的孩子,是何等的悲哀!
在現實生活中,小傑這一輩的表現就是所謂的「領導者」,是一種維護正義與對抗真理的典範分子; 而全心投入於學測中的師生,卻是一群「共犯結構」:明知道校外補習是不對的,明知道趕學生出去教室是不對的; 明知道洩題是不對的;明知道在校長面前公然撒謊是不對的; 也明知道考試作弊是不對的,明知道逃家、逃課是不對的,但為了自身的利益,為了升學,一切都可以被合理化; 而隱藏在其中的每一分子,就是共犯結構的化身; 共犯結構最可怕的就是在一個小團體裡,試圖表現自我主義,卻無視於其他群體的思維,進而不斷反衝、對抗,幸運的話,可以完全妥協,不幸的話,會無法收拾,導致全體失控。
中學生在台灣,何況是所有的學生,已經很久沒有在談「正義」--這個名詞早已是爾若有似無了; 日前台大汪震亞同學、輔大退學生黎文正堪稱是道德良知、學生領袖的代表,那種「不是你下台就是我倒下」的悲壯精神,和劇中小傑「明知不可卻為之」的正義表現,這不就是在有形體制運作與無形價值枷鎖下,孩子一直被限制的嗎?
相較於劇中詹老師的權威與不可一世,小傑顯得渺小多了。台灣幾年前的教育,讓孩子一直生活在「威脅」的環境裡; 老師說的是,沒有聽老師的話,註定受到懲罰; 曾幾何時,民主的社會,開始講究人權,教師不能任意丟學生的考卷、也不能剝奪學生的學習權。也許有一天,當義務與權利的關係、是與非的分明都不是二分法這麼容易被劃分時,教育的價值與執行的層面將會複雜且模稜兩可。
二、積極的輔導策略
在「危險心靈」一書中,提及沈韋因課業而自殺(劇中未演出)。據教育部軍訓處的一個統計數字:「台灣平均3.6天有一名學生自殺死亡; 佔了學生死因第三名。」
這樣子的數字真令人害怕,原本應該是最單純、最無憂無慮的學生,竟然變成師長該擔心的問題。從學業、經濟、感情三個面向來看,這些都是促使孩子自殺的原因,舉凡考試成績不佳、升學壓力、家裡開銷龐大、男女朋友交往、家人失和…等,其實,每一項自殺的案例,都脫離不了這幾個因素。
以學業為考量造成自殺的案例,絕大多數是學業成績較佳的孩子; 站在輔導的立場來看,成績較佳的孩子,其知識年齡會稍高於心智年齡,因而遇到挫折就會採取負向思考處理。但令筆者網悶的是,小傑在課業上的問題、師生的緊張完全訴諸於媒體,卻完全不見輔導室出面解決。
按照正常輔導流程來看,有意圖自殺的學生應接受長時期的輔導; 但在學校方面,可能面臨到輔導老師不足,或是教師兼任的問題,或是學生毫無意願接受輔導; 學校可以和社會機構共同合作,藉由輔導資源的匯入,由諮商師一對一、短期但數次且定期密集追蹤,再重新評估學生行為適應能力; 若必要時,亦可轉介至醫療機構治療,以打消自殺的念頭。
對於已經有極度輕生念頭的學生,教師都應該處於輔導、信任與觀察的地位,秉持教育愛,互相提供解決策略的革命情感,讓自殺的統計數字減少一筆。
三、知識分子的菁英主義
台灣教育的菁英思維觀念確實已深根柢固了,家長與學生的觀念亟待改變,大家都想擠明星高中、明星大學,這是一種虛榮的心理,因為進了明星高中才有較大的機會考進明星大學,而這些明星體系出身的,就是典型的”菁英分子”,固然容易有強烈的菁英思維。劇中的背景,是一群面對學測的學生,學校給予不斷的考試、解題、再考試、再解題,就是最典型的「製造」菁風分子的模式。台大數學系教授黃武雄先生曾經在他的著作<學校在窗外>中提及了台灣的教育積弊已經很深,使得教育改革變成一項浩大的社會重建工程,要完成這項艱鉅的事業,依賴的不僅是熱誠與奉獻,更要重新檢視自身的意識型態,而菁英主義是知識分子難以擺脫的意識型態。在台灣,我們在評估一所學校的時候,往往都只注意到他們的畢業生中有多少菁英可以考到較好的學校,而不太理會這所學校畢業生最低的程度。
四、家庭教育才是教育之本
青春期的孩子常會出現「不願」回到家裡; 此階段的他們,傾向從「同儕」「死黨」尋求失意的解脫; 這並不表示孩子的判逆,也不表示家長已經失去依靠了,而是人在生長發育時必經的一個過程。就像小傑試圖想離開家庭,到pub去尋找刺激,去網咖留連,去結交不同類型的朋友一樣,沒有所謂的對錯,端看社會用什麼角度投注在孩子的身上而已。
孩子不太會向父母吐露心事,不代表忘記了母愛的偉大,也不表示從此可以解決心中的鬱結; 這僅代表在學校或外界的生活中,有更多同齡的同伴能讓他們產生共鳴。但值得注意的是,父母不能就此放手讓孩子去飛,這將會造成嚴重或無可預期的後果,舉凡鬧事、夜不歸,甚至吃喝嫖賭通通來。父母應該比以前更敏感,一旦發現孩子有異常的行為,就該隨時留意,並隨時和孩子溝通,切忌抱著「這是青春期的常態」敷衍了事,一旦如此,會造成無法捥回的悲劇。
前陣子有一本雜誌專欄提到”家庭教育”,指出一些國家教育的實施概況,而當中又以芬蘭的教育最成功,有九成是因為家庭教育的完整性。芬蘭連續榮獲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所調查的學校教育冠軍,而且不只一次了。而各國教育界人士前往芬蘭參加研究會,研究它的教育制度,發現家庭的功能著實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而芬蘭在閱讀教育、均等普及的教育更有卓越表現。
此外,新加坡的「親家庭環境」、發展出完整的「家庭政策」、「家庭生活大使」,其實就是發展一套照顧子女出生到其成年的方案。在加拿大的兒童福利充沛,中央及地方政府都會給予兒童福利津貼; 政府亦提供育兒課程讓父母參加; 在美國則有越來越多的家長將家庭視為學校,在家自學已經越來越興盛了; 家長得更用心安排活動,使他們的生活更精采,為此,父母所接受的挑戰也越大,責任相對就更重了; 在德國,則是營造一個多元的家庭,讓孩子從小就接觸各種民族的朋友,這也讓孩子在複雜的多元家庭中,學習成員間更真誠、更成熟的相待。
在這多研究理論和各國的教育發展上,我們看到家庭教育的實施及它所帶來的益處,讓我們不得不多著眼於家庭教育的實踐。簡單來說,多陪陪孩子,增進親子關係就是一個最便捷的家庭教育,父母價值觀、人生觀會在和孩子互動時不知不覺傳遞給他,影響他以後的處世原則。
五、媒體素養,明辨是與非
劇中的主角是老師與學生,但「媒體」在劇中擔當了穿針引線的工夫,若沒有媒體,整部劇也許無法達到高潮,也因為媒體的介入,讓一切的小事都可以化成大事。
媒體的價值,在於能正確並分辨真偽的新聞,從當初單方面關切孩子在校的學習方式,到最後演變成校方、家長、學生、媒體之間的四角衝突,讓人不禁懷疑媒體的作用何在?是要揭發真相並改善?或是無理取鬧?或是凡事小題大作?不僅在戲劇裡。從現實面來看,李泰安事件,到前陣子的無證據爆料,乃至趙健銘的案子,媒體的報導千篇一律,缺乏真實價值的報導,充其量只是隨著日子為涉案人「寫日記」罷了,我們要這種媒體嗎?其實媒體的專業即在於能夠在報導新聞時講究程序的正確與尊重個人的隱私,再多的巧合和可能動機都無法證實一個人是否犯罪; 而不斷挖人隱私的媒體,只有技術卻沒了修養。
媒體承載著”社會公器”的責任,行使人民有”知的權利”,但任何的報導,都不能咄咄逼人,仗恃著「第四權」的權力來利用人民,更不能逾越法律之上。媒體可以不斷追問當事人的事情嗎? 媒體可以任意闖進校園接見主任校長嗎?小傑的案子,在現實生活中,隨時可見,卻又時時不見民眾的反應。
在學校內,老師必須教學生「媒體素養」,媒體素養不是單純的選擇優良的電視節目; 也不是只有電視的分級;更不是單純寫下看完節目後的心得; 就某種意義而言,媒體素養更深沉的意義在於教導孩子分辨事實的真相,在面對一件未知但需加以批判的事,我們需要在更大的座標裡,尋找問題的核心究竟落在橫座標軸上哪一點?在縱座標軸上哪一點?若是流入半真半假卻又大膽下定論,呈現的反倒是不成熟的社會結構。我們要給孩子的媒體素養不難,就「理性判斷」罷了。
六、打造一個友善校園
小傑在學校的狀況,很明顯的看出是一個「很不友善」的校園; 從教師對於小傑的差別待遇、口語及行為侮辱、推擠事件、行政教師衝突等,讓教育部訓委會打出的”友善校園”招牌,始終搖擺不定。友善校園強調的不僅是校園師生互動的氣氛,還包括了建築物、上下課時間、和每個人相關的環境之營造。
一個教師的的身教,一定比言教來得重要,也更易為學生所模仿; 但在台灣強調升學主義以及菁英主義打出升學率的閃亮字眼時,師生的過錯、不友善,似乎都能被社會所容忍; 在大力推動教育改革之際,教師投入大量精神於課程上,致使道德教育被忽視; 另一方面,有些學校為了課業的競爭,依舊公開全班的成績排名,這是不尊重人權的表現,而這些正是造成不友善的原因之一。
台灣的教育仍是喜歡採”禁止”的方式限制孩子的行為,舉凡不能遲到、不能上課交談…等,但教育的本質應該是從鼓勵、正面去引導孩子向善。台灣大多的考試,習慣採扣分的方式來加總,但在國外,卻以加分的方式。
很多學校目前仍缺少無障礙設施,如盲人電梯、殘障專用的斜坡道,或是方便家長等候學生放學而設置的椅子、避雨篷; 或是校園遊樂設施是否安全、建築有否防震、防學生攀爬、防滑; 這些都是友善校園所應顧及的層面; 儘管這些和教學並無直接關係,但卻具有和學生長久以來對環境潛移默化的作用。在劇中,我們看到小傑的母親到了辦公室,卻不見辦公師老師端茶、招待,也看不到校園有椅子供接送小孩的家長等待; 也看不到師生對於沈韋的腦瘤,提出任何的協助;更看不到校長、主任、老師對於小傑的好言相勸。
友善校園應該從友善家庭做起,當孩子習慣於父母的好言好語時,到學校必能乖乖順從老師的話。反之,如果有家庭是以暴制暴的話,我們難保孩子到了學校會願意順從老師的好言相勸。
友善校園就從教育愛開始吧!
七、家長也參與危險心靈
危險心靈是一部值得教育工作者省思的一本書(劇),也是家長與學生參與教改的入門。一位國三生,能夠憑著自我成熟的心智,對於教育界的不合理,大膽提出質疑與發動抗議,著實不易,但這畢竟是一個虛擬的場景; 若是換在您的教學現場,您可以保證做到不被學生挑到不合理嗎?如果有這樣子的學生出現在您面前,您該慶幸我們多了一個有正義感、有想法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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